直到今天，似乎也没人说的清，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尘肺病人。据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统计，2015年中国尘肺病报告人数已超72万人。这病无药可医，没有医疗终结，到了晚期，他们跪着呼吸，跪着睡觉，跪着度过最后的岁月，直到——被活活憋死。

　　“这几年，村里又有五六个人因为尘肺病走了，剩下的20多个人里，就属我病情最重。从前还想着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总会有办法的，可这两年，却觉得死了就死了吧，别给孩子造成负担。我跟我儿子说，你要赶紧赚钱，赚得快的话，爸爸就多活两年，要是赚不到，爸爸早点走，没有关系的。”现年57岁的宁海人老徐，45岁时被确证为尘肺病三期。他说，自己和工友们都是倒在了一场看不见的“矿难”里。

　　跪着等死的老徐

　　从未想过，在宁波，还有这样难行的路。换了5趟车，辗转近5个小时后，宁海县长街镇月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。在这个没有公交、没有出租车、没有滴滴，纯靠黑车出行的偏远村落里，有一个我想找的人——尘肺病人徐大千。

　　可一进门，我却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人了。

　　在所有可见的报道中，“尘肺病三期”的概念，几乎等同于“病入膏肓”，骨瘦如柴、无法下床，只能跪着呼吸，可眼前的老徐，分明是再健康不过的，脸颊饱满，面色红润，见到我来，一下子就咧开嘴笑了，眼睛眯成一道缝，挤出憨厚的双下巴。

　　上个月，老徐躺在医院20多天，好多人都看不出他生病了，只有主治医生摇摇头说，他这病，要命。（龚晶晶摄）

　　老徐和妻子郑金莲住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，装修虽然简单，却很是宽敞，女儿去了上海，儿子媳妇也在宁波打工，留下了6岁的孙女和4岁的孙子。两个孩子很是调皮，咋咋呼呼的，家里还算热闹。

　　可事实上，看上去过得不错的老徐，这些年过得并不好。

　　还没说两句，他就像是一台老旧的鼓风机，“哼哧哼哧”喘着粗气，呼吸得无比费力。

　　郑金莲告诉笔者，从前老徐是个不折不扣的瘦子，前一阵病危，住院一个多月，又瘦了15斤，腿和身上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肉了，脸胖是因为长期打针，激素过多导致的面部浮肿。房子是用7年前老徐发生交通事故的赔款建的，“儿子要成家了，老房子太破，媳妇虽然懂事，但我们也要考虑亲家的面子。所以就硬着头皮简单装修了一下。”可房子建成后，老徐就再也没有上过二楼，就连家门口的五阶台阶，他也已经迈不下去了。

　　孙子孙女出生后，老徐几乎没怎么抱过他们，体力早就吃不消了。每天夜里，他只能靠着里屋那个半截冰箱大小的白色箱子呼吸，因为用的年数久了，箱子运行时的动静很大，轰轰响着，就像是他在黑夜里大口喘气。

　　老徐的这台制氧机，是儿子用第一个月的薪水给他买的，2500元。（龚晶晶摄）

　　周围村子里像他一样在矿区打工得上尘肺病的，已经死了不少。老徐大概也知道这病死亡的步骤：先是下不了床，然后就是不能躺着睡；再接着，只能靠着墙眯一会；再后来，就是连坐也坐不住了，只能趴着，因为喘不上气；然后就是跪着，再然后……就死了。

　　老徐是个怕死的人，被确诊为尘肺病三期后，十多年来，他没法工作，只能每天呆在家里。对于尘肺病人而言，冬天是最难熬的，一场感冒就可能让他们窒息而亡。所以老徐总是穿的很多。因为抵抗力弱，也不敢与人群接触，从前那么喜欢热闹的一个人，却是十几年都没去过菜场和老年协会了。

　　他不敢洗肺，因为有得病的工友告诉他，这恐怕不好，尽管没人说得清哪里不好，但他就是怕；他不敢换肺，虽然手术成功率是80%，但术后，有人活了一两年，有人活了六七年，老徐总觉得医生没说实话，一定也有死的更快的，更何况一下子拿出60万，对他家而言也是天方夜谭。

　　为了活下去，老徐去了上海和无锡，找到国内治疗尘肺病名气较大的医院，可每个专家的答复都让他绝望。（龚晶晶摄）

　　那么怕死的老徐，在一年又一年的拉锯中，越发靠近死亡。

　　13年了，他几乎每天都在与恶魔缠斗：气短，时常喘得肩胛骨疼；睡不好觉、成宿成宿地坐着，难得有睡意躺下，还要把枕头垫得高高的，不然突来的猛咳会把自己呛死；怕冷怕热怕感冒，冷了咳嗽到心肺跟着疼，热了闷得喘不动气，一个感冒又会引发肺气肿、肺大泡等多种并发症。难受到不能忍的时候，他甚至也想过是不是就此一了百了。

　　可看着妻子，却不忍心了。得病的工友们，因为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大多数都是妻子跑了，孩子也跟着辍学，可这些年，他的金莲却是一直陪在身边，不离不弃的。他已经数不清自己病危过多少回，也不记得妻子在医院陪护的小床上躺了多少个日日夜夜。2017年9月，病危清醒后，儿子给他看了一张照片，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自己昏迷的时候，妻子是这样握着自己的手的。

　　这照片就存在老徐的手机里，他一直都舍不得删。

　　25岁那年，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老徐就想着要让她过上好日子，可十多年了，尘肺病就像个魔鬼，缠得他常常失去耐性，对她也老是乱发脾气。这两年，老徐的身体越发不好了，就连洗澡也成了要命的事，每次都是妻子端个小板凳，默默给他擦身，突然发病窒息昏迷的时候，也是妻子红着眼睛，背着两个半大的孩子，到处找村民求救。

　　镇上没有能治尘肺病的特效药，所以每次治病只能去宁波。可偏偏月兰村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，叫了黑车出村，从长街镇也没有直达宁波的交通工具，只能从长街转车到宁海东站，再转车至宁海火车站，坐动车来到宁波后，再叫车去医院。老徐的身体哪里吃得消这样的折腾。他偷偷告诉我，如果还走得动，每天凌晨5点多还有一班从长街直达宁波的黑车，8点多就能到，算是最方便的路线。可发病的时间哪里是他说了算的。

　　光这两个月，老徐就发病了两次，其中一次更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呆了整整一周。10月老徐病情恶化，部分肺泡破裂。为了把肺里的空气排出来，他的胸腔被切开了一个小口，一段塑料管子直插到他的肺腔里，这，已经是他身上开的第六个口子了。

　　老徐手上的这一沓医药费收据，还只是最近一个月的。（龚晶晶摄）

　　最让老徐难受的是，这些年医药费也因为病情的加重水涨船高。“从前感冒一千块差不多就能治好，现在没有上万元根本治不了。11月我住院21天，花了十多万，农保只能报销一部分的60%，很多抢救的药都属于自费项目，儿子媳妇一年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到十万，还要养两个孩子，哪里还负担得起。”

　　老徐也想过办法。

　　2012年，宁波二院的一位医生告诉他，国家修订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。如果工伤者有单位，也是可以进行索赔的。可老徐所在的伍山红卫石矿属于社办企业，二十多年前就解散了，连索赔对象都找不到，更别说鉴定工伤了。

　　这个十几平方的房间几乎就是老徐生活的全部。床上堆满了药，床边放满了急救的设备。（龚晶晶摄）

　　2017年1月，《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出台，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尘肺病家庭纳入“低保户”。虽然每个月也只能拿到五六百块钱，老徐还是想试试。12月初出院后，他拖着病怏怏的身子，跑到镇上几次，工作人员告诉他低保户审查比往年要严上许多，他的条件还差一点点，不符合低保要求。至于农村的大病医疗救助，在2017年纳入保障范围的22种重大疾病中，并不包含尘肺病。

　　眼前根本没有路，“每个跪着床上苟延残喘的夜里，我总想着，再熬一天吧，不然孩子们就没有爸爸了。”

　　沉默的多数人

　　如果再活一回，15岁的老徐，绝对不会去伍山采石。

　　离开前，热心的黑车司机带着笔者寻访了月兰村不远处的伍山石窟。

　　在距宁波市100公里、距宁海县城25公里，距月兰村6公里的土地上，坐落着宁波首个国家矿山公园——伍山海滨石窟。伍山采石始于隋唐，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形成了采石遗存较为完整的矿业遗址。行至六七十年代，伍山一带的矿区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
　　1975年，宁波建设正酣，打石板、挖石矿还是个热门行当。在那个没有水泥路的年代里，铺路、盐场晒盐靠的都是这一块块纯人工打出来的石板。15岁的老徐跟着村子另外7个人成了伍山公社最早一批学徒，那时候矿区里工作的人多数都来自温岭，本地人并不多。后来，随着公社解散、分田单干，伍山周边参与采石的村民越来越多。

　　笔者在伍山石窟附近转悠时，拍到的一处当年的矿区旧址。据了解，尘肺病潜伏期长，病死率高，全国矿工因尘肺病死亡的人数是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2倍，被很多人称为藏起来的“矿难”。（龚晶晶摄）

　　老徐说，那时还没有防护的概念，没有口罩，一双解放鞋、一件中山装，就是他的工作服，每天在露天的矿区里，从上午6点干到下午3点，10个人1天就能打100块石板。每次回家，头上的粉尘都是白花花一片，吐出来的口水都是黑色的。鼻子里也都是黑色的污垢，抠都抠不掉。除了偶尔咳嗽，喘不上气以外，老徐几乎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，直到2005年突然咳血，被紧急送到了宁波二院，这才确诊为尘肺病三期。

　　医生告诉他得病的原因是长期处在粉尘污染严重的环境里，建议他的其他工友也过来看看。“那位谢医师人真的很好，他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都没有钱，担心检查的费用，所以就让我带着工友们过来，挨个照CT，不出片子不要钱，有问题的再进行下一步检查。”

　　结果，其中几十个人都查出了尘肺病。

　　郑金莲指着老徐当年打的石板说:就是这些要了他的命。（龚晶晶摄）

　　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村落，打石板会得“绝症”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，没几年，便再也没人敢做这一行。老徐说，病的比较严重的都是他们这些接触粉尘年月更久的人，多数来自温岭，几乎都回老家养病了，也不知道如今活着的还有多少。

　　此外，村里人还告诉我，在宁海，除了伍山矿区外，桑洲也有很多人从事打山洞的工作，得尘肺病的人也更多。但因为这些人大多文化程度不高，不知该如何维权，多数都选择沉默。

　　宁海昔日的青石板路，如今早已被水泥路和柏油马路取代。

　　想救他们，可我太无力了

　　“在宁波，有许许多多像老徐这样的尘肺病人，由于得病的外乡人流动性大，人数根本无法统计。光余姚的一个村，我们实实在在接触到的也只有30多个。余姚、宁海、慈溪、江北、鄞州等地都有。”现年26岁的李媛，看上去比同龄人要成熟的多。2013年至2016年期间始终在民间公益组织参与救助全国的尘肺病人。

　　她告诉笔者，除了挖矿，一些小作坊作业，例如石材、草席、钢铁、棉花加工等等，只要不加以防护，也都会对工人的肺部造成污染。这类工作大多没有社保，很多人也是打零工，加上乡镇企业改制等历史遗留问题，工伤鉴定更是困难重重，她甚至还碰到过尘肺病人自己备好棺木准备自杀的极端案例。

　　随着病情的严重，制氧机已经没法解决老徐的呼吸问题，儿子又花了2万元给他购置了台呼吸机。（龚晶晶摄）

　　可怕的是，作为慢性病，尘肺病消磨的除了病人的意志还有志愿者们的耐心。

　　“很多人都是抱着一时的热情加入到志愿者团队中的，但多数尘肺病家庭的现状，我们都无法改变，这病是不可逆的，哪怕有钱也无法治愈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冬天给生命垂危的病人送个制氧机，或是为他们的小孩助学。然后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。那种无力感，实在太痛苦了。”

　　让小姑娘印象最为深刻的，是一位家住宁波年近六旬的老阿姨，据说她是无意间路过慈溪周巷的一个村庄，听一位老者说起村子里有一百多人得了尘肺病，维权无门，这才开始以一己之力热心救助的。后来，阿姨甚至为了他们自学法律，一做就是好多年。可这两年却突然没了音信。

　　李媛说，这就是公益最真实的样子。想帮助尘肺病人，最终因为深感无力而退出的，这些年不计其数。去年，大学毕业的她开始参与工作，也渐渐离开了公益组织。可直到今天，还是有不少尘肺病人会通过她过去留在网上的联系方式，打来电话寻求帮助，小姑娘也总是能帮就帮。

　　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发出后，能帮上老徐什么。可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总是想起，离开时，老徐咧着嘴冲我笑的样子：眼睛眯成一道缝，挤出憨厚的双下巴，就像是个健康的普通人。

　　天色渐暗，“又是一天了”，我听到老徐喃喃地说。

　　作者：龚晶晶，自由撰稿人，独立调查人，曾任南都周刊浙江站主编助理、高级记者，凤凰网宁波频道微信主编、首席记者。辞职后，创办公众号“明州世相”，深度挖掘历史事件及社会边缘人。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《追鱼》已于9月出版。本文首发于明州世相（微信公众号ID:Blingbling_inNB），略有删减，如需转载请至公众号后台询问。

责编：李晓燕